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落实我国“文化遗产日”各项活动，提高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同时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及中国营造学社在川学术活动，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支持举办了“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这次活动在文化寻踪过程中谋求创新，为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

　　此次活动以李庄为起点，从3月29日至4月1日，各位专家和各位领导先后在四川宜宾、夹江、峨眉山、乐山、新津、梓潼、绵阳、成都等地不畏艰辛，长途跋涉，先后考察了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旋螺殿、千佛岩摩崖造像、大庙飞来殿、乐山白崖山崖墓。新津观音寺、七曲山大庙。李业阙、石牌坊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几乎每天晚上均安排了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活动。最后在“中国文化遗产永久标志”地金沙遗址圆满地结束了预定的行程。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基础工作，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是一次满载而归的成功的文化之旅，也是文物界和建筑界首次共同研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更彰显了老、中、青三代共同保护并传承华夏文明、使我国先进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决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的事业将后继有人。在这里．我要再次对罗哲文先生、谢辰生先生、楼庆西先生、马国馨院士等前辈的模范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为了搞好这次“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除了主办单位中国文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之外，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绵阳市。乐山市、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李庄的相关单位及父老乡亲．对这次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此，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对为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重走粱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犹如万里长征，只是迈出的第一步，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困难重重，为了实现我国由文化遗产大国到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奋斗目标，我们尚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专家们对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国家文物局将认真研究，在今后的文物保护管理中汲取和落实。
　　特别需要向大家报告的是，国务院十分重视和关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就在3月29日，我们“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到达李庄的当天上午，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我们报请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建国以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公布数量最多的一批，比前一批增加了一倍，几乎等于建国以来国务院公布的一至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总和。但是我们的汇报得到了与会全体国务院领导和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1081个单位和可以并入前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06个单位．共计1187个单位，其中就包括了编号为1047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顺利通过，使我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总数达到了2352个，这对我们此次有特殊意义的学术考察活动和今后的工作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将使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得到更加精心的保护，告慰染思成先生等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各位民族英才。
　　梁思成先生于他的同事们在李庄留下的属于一个时代的中国建筑文化和精神，将永远昭示和激励我们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而努力奋斗。我们要格外珍惜这次活动所给予我们的新的信心和力量，牢记宗旨与使命，在各位专家、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和全国文物系统的同志们一起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文为单霁翔在“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闭幕式上的讲话(节选)
　　罗哲文(著名古建筑专家)：我非常高兴。作为当年粱思成先生的一名小徒弟．我更高兴，60多年后再次来到李庄，经历了营造学社在李庄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并使我从中学到了许多让我受益终生的知识。让我重温当年梁思成先生及营造学社的各位前辈为传承优秀的建筑文化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我非常感谢建筑界和文物界组织了这次活动，特别是国家文物局将这次活动列入到“文化遗产日”活动中，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粱思成先生是我的恩师．他也是建筑遗产保护的先行者，在人们开始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年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并且身体力行。梁思成先生的功绩在建筑界、文物界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里，我还要代表王世襄、郑孝燮二位先生说几句话。王世襄先生当年曾经在李庄工作过，郑孝燮先生也曾来过李庄，他们二位都因年龄高及身体不便这次没能来李庄．但他们托我给大家带一句话，就是要感谢李庄人民当年的培养，感谢李庄人民对建筑遗产的保护。
　　我作为宜宾人，要感谢李庄的父老乡亲对我、对营造学社给予的方方面的照顾、关心和培养，要感谢四川省、宜宾市各级领导的爱护。我曾写过几句话：宜宾人爱宜宾，山山水水故乡情，蜀中游子燕都客，时刻不忘宜宾人。
　　我时时刻刻怀念着我的家乡，我愿在有生之年，为搞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建筑遗产的保护贡献出我的微薄之力。
　　此文为罗哲文在“重走染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李庄启动仪式大会上的讲话(节选(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今天，来自国内建筑界、文保界的著名专家和相关的各级领导与李庄镇村民聚集在著名的古建筑慧光寺前。隆重召开“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李庄启动仪式大会，它是国务院确定的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部门系列宣传的第一次活动，这是建筑界与文保界专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一次创举，也是“文化遗产日”在社会公众中推行的一个良好开端。
　　“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的主旨在于：重视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探索现代化发展的创新途径。
　　2006年2月8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本次活动不仅旨在从建筑学层面纪念粱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更为了传承梁思成先生及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创的严谨的建筑文化研究之风，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重新奠定思想与理论基础。为此，按照梁思成全集所提供的路线，采用李庄为起点，沿着当年梁思成西南(四川)考察的部分路线，感受当年梁思成一行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探索之路，从学术价值及社会普及的双重层面上唤起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

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全国各地完成了许多设计作品，特别是在首都北京长期以来服务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设计了大量的城市功能性建筑。近年来，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层面的竞争日趋频繁，国外优秀的设计公司抢滩国内设计市场的现实，给予我们很大的压力。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缺乏文化底蕴的竞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可以说最后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
　　为此我们倍感中国建筑之泰斗梁思成先生治学精神的伟大，他早已为我们指明了中国建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也因此更加激励我们去探寻、研究和继承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
　　北京建院以及所属的《建筑创作》杂志社，在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在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怀下，近期与四川省李庄人民政府编著了《图说李庄》一书，并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共同发起组织了这次“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借此表达我们积极回应国家首个“文化遗产日”，为中国建筑界和文保界贡献我们微薄之力。
　　此文为朱小地在“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李庄启动仪式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今天，参加“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的专家一行，聚会在2001年金沙遗址发掘现场的“中国文化遗产永久标志”前，面对着有近4000年历史的古蜀王都城，我们更加感受到在国家“文化遗产日”前夕，实现“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为主题的学术考察活动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代表参加“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的专家们发言：
　　这次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办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考察活动不仅是国家首次宣传“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中的第一次行动，也是几十年来国内建筑界与文物界专家联手合作的首次尝试；它不仅是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富有价值的一次寻根活动，更是一次对建筑遗产体验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和创新的过程：它不仅体现在专家对“文化遗产日”加深认知的层面，更通过专家与媒体之间的一次次面对面对话，拉近了历史与今天的距离，它不仅是一次学术和专业范围内的研讨，而且是进一步向公众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引起全社会重视的持续过程。
　　3月29日在李庄镇举行的活动开幕仪式上，各界领导及罗哲文先生的发言中都提到这次学术考察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们要用先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精神去品读、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学历史发展中的贡献。五天来，我们的足迹先后到达李庄、夹江、峨眉山市、乐山、新津、梓潼和成都等地的文物和遗址，行程一千多公里，虽然这只涉及梁思成先生当年在西南调查的31个县、市及107项文物中极少的一部分，但仍能亲身看到、听到及感受到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在国难当头之日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所做出的非凡努力及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不断加深了对中国营造学社的认识，对梁思成先生文物保护的理论和思想的认识，从而处理好当前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尤其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之时，国家又做出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决定，这更突出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创造先进文化的远见。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深感在国家“文化遗产日”实施之时，更需要对此不断加深认识。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是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内容，而有形文化遗产是其重要物质载体。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者、开拓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而在新世纪的今天，在保持可持续发展、创建新型国家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鼓舞斗志、凝聚精神，必须以百倍的重视、千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来保护好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与此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发扬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所蕴藏的博大精深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维系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强盛、学术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我们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就更加体会在梁先生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在当前国际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充分利用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发扬我们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民族精神和文化特色的发扬．使我们在文物保护、建筑等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同时也希望由此引起各相关部门的重视。
　　在进一步研讨我们考察的宝贵文化遗产时，我们也深切感到对于文物界、建筑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各方面都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要抓紧时间进行宣传。研究、甚至是抢救。专家们经热烈讨论后，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想法．并一致倡议：中国古建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砖、木、瓦、石等八大作的宝贵经验和资料，许多工艺濒临失传，身怀绝技工匠的口诀和经验亟待总结，这一整套完整的设计、用料、技术操作。施工过程应该作为无形的文化遗产给予充分重视，并通过对这部分遗产的保护，使之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使这些宝贵遗产得以传承。总之，这次活动虽然从形式上到今天已告一段落，但通过这次活动所提出的问题．需要研究的内容，需要总结的经验都还要做大量长期的后续工作。
　　最后让我们对支持这次活动的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各级领导，对精心安排组织这次活动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及所有的具体工作人员，对于参与此次活动的各新闻媒体和协办单位，表达深切的谢意。
　　此文为马国馨在“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闭幕式上的讲话(节选)
　　楼庆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作为梁先生的学生，我们经常回忆起梁先生对我们的教导。他教给我们知识，但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精神！我们印象最深的，对我们最起作用的，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梁先生有着赤诚的爱国心。粱先生出身名门，从他求学到工作，一直生活在很优裕的条件下。但是，由于长期下乡调查，经历了抗日战争使他感受到我们民族遭遇的灾难，目睹了我们人民的苦难。他从来没有鄙视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想离开她。抗战初期逃难到昆明，林徽因先生病成那样，他自己也有病，有多所美国的研究机构来邀请他前去，同时承诺为林先生治病。但梁先生拒绝了。他说，“我的祖国正处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个选择当然付出了代价。
　　后来梁先生曾跟他家人讲：“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我认为她不只是在支持我，这也是她的选择。如果说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话，那么林徽因除此以外，又更多地从拜伦、卢梭这些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学习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后
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徽因过早地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是，我们都没有后悔！”
　　“文化大革命”期间，染先生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我们看到他当时的日记中仍然写道：“x月x日，我们氢弹成功爆炸。x月x日，我们原子弹爆炸，为祖国高兴和骄傲。”一直到1972年，弥留之际时他和家人讲，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到了，但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梁先生在临别人世间的最后．引用了爱国诗人陆游的绝笔诗，表现了他一辈子赤诚的爱国心。
　　第二，梁先生具有十分严谨的学风和精品意识。梁先生在学生时代，在做研究的时候，是很严谨的。莫宗江先生十几岁就跟着梁先生学习。当时莫先生不止一次深情地回忆，梁先生当时把他所能拿到的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古建筑图让莫先生观摩，因为莫先生当时主要是负责画图。梁先生说：“这是世界水平。我们中国人画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就要达到这个水平！”就是在这种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莫先生发奋努力，在传统建筑的绘图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们清华建筑系的绘图．至今还没有能超过他的。
　　在教学上更是如此了。我们当他的助教，要画示范图。因为当时六年制，学生要画西洋古典的柱式，用黑墨来渲染。西洋柱式比较好画，因为都是石头，一个颜色。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画中国的柱式，上面有琉璃瓦，檐底下是彩画，红漆柱子，白石栏杆，青灰的砖地。要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质感完全用黑白灰来表现，这就要见功夫。我们画示范图其中一种是线条图，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针管笔，完全是用鸭嘴笔，鸭嘴笔是要靠手来调节的。很容易出头，梁先生的要求是既不能碰不上。也不能出头，出了头就用刀子给刮了。他用放大镜来检查我们的画图，而且还要求我们凭眼力能够鉴别一条线是否完全垂直或水平，误差要不超过1mm。一遍又一遍。为什么这么严格?梁先生说：“很简单，学法‘上’方能得其‘中’，我要求你们是给学生示范的，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怎么能够拿出次的东西呢?”所以他要求我们很严。资料室、图书馆也好，走廊也好，展览的作品都要高水平的，他说，只有学生受过高水平作品的氛围的熏陶，才能培养他的“眼高”，“眼高”但手不能低。
　　梁先生教育我们欣赏明代家具，不但要看，而且要手摸――它们的每个面都是曲线的，有时看不出来，手摸才摸得出来。梁先生家里有个汉代的陶猪，每次我们去他都带着我们观摩，分析它的造型。他喜欢简捷的、自然的、朴素的美，不喜欢繁琐。他书房大沙发上挂着他父亲梁启超先生送他的横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梁先生一生对美的追求，也是他做人的标准。
　　第三是，梁先生对真理、对科学追求的执着精神。
　　梁先生一生以从事古建筑研究与教学为主，建筑创作很少，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对建筑创作的探讨。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他认为建筑既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就应该有自己的、地域的、民族的特征。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中而新”。在他的影响之下，确实北京当时出现了一批大屋顶的房子――友谊宾馆。军委大楼、地安门军委宿舍大楼等等，后遭到批判，把梁先生作为罪魁祸首，这是不公平的。梁先生并没有主张所有房子都盖大屋顶。在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盖成的时候，梁先生还批判这是“穿西服，戴瓜皮帽”。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大屋顶是中国建筑的特点之一。即便说大屋顶，那也是学术之争，怎么能用政治运动来批判呢?批判梁先生的前夕，正是林先生病逝期间，梁先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批判的问题没解决，梁先生苦苦思考中国建筑到底该怎么样，一直到“文革”，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对拆封建主义的北京城墙，就是封建主义！中央当时下了红头文件，把梁先生树为全国的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为一体的反动学术权威，原来在清华范围的批判一下子上升到全国。无数次的批斗，一直到梁先生生病病重住院，他都在不断地做检查。就在那个情况下，梁先生还在思考。当时拆西直门城楼，挖出元代的城门遗址，他还要让林洙先生去给他拍照片回来。他家人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梁先生说，说我反党，我反什么党了?保护古建筑有什么错?我热爱我的首都有什么错?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教育路线。那么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是什么样子?
　　我想任何一个科学家，即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达到对客观世界一次性的终结性的认识。它总要在不断地实践中求得真知，何况建筑又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可贵在于梁先生这种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不屈不挠，无畏无惧！
　　《梁思成全集》是梁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很珍贵的遗产，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透过他的学术．透过他追求学问的过程，他所给我们的一些精神！这就是炽热的爱国主义，严谨的学风，精品的意识．对真理追求的执着的精神！这才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上述文章是楼庆西教授所做演讲报告文稿的节选，文章题目由本刊编辑部所加)
　　黄汇(北京金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2006年3月29日。怀着追忆和遵循老师文章指点直面历史轨迹的目的参加《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出发的队伍；4月1日，揣着羞愧和为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再拼搏的勇气回来。《四川行》对我这名拙徒心灵的冲撞难以言喻。
　　曾在《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中读到过的李庄的旋螺殿、张家祠、东岳庙、祖师殿、羊街。席子巷，夹江的千佛崖摩崖造像；峨眉山的大庙飞来殿；乐山的白崖山崖墓新津的观音寺，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汉李业阙、无铭阙、石牌坊，成都的文殊院等逐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一条又一条崎岖的小路上。这些文化遗产以其自身的魅力迷住了我们。只有在身临其境的这一刻才感悟到为什么祖国文化的冲击力能在国难之中让梁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师辈们涌向大西南。为了传承这条建筑文化的命脉，他们勇于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世进行勘察、测绘、记录。整理、研究。奉献了《营造学社汇刊》等文件及世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书就的《中国建筑史》和《图象中国建筑史》(英文版)。这些巨著使我们得以认识祖国的建筑文化传统．并延续下去．永不失传。
　　“四川行”所见历史遗存中的建筑主体都和古代官式作法有一定的渊缘，但随地方环境不同有许多变化和创造，构成有生命力的地方特色，特别是许多细部不拘泥于惯用的套路，处理得极为生动、鲜活。也许是这些民间的灵感熏陶所致，我们的这些老师们虽然专注于中国建筑史，但在创作中却并不墨守成规。
　　“四川行”赋予我的不仅是对师辈所传授的古建知识的感性认知和对粱先生的缅怀，而且更震撼心灵的是他们对祖国的情和对追求的勇气和挚著。
　　在李庄月亮田的小院里，面对梁先生
卧室的破门板，忽然想起五十年前测量实习后回到学校就向粱先生炫耀在昌平不畏山洪的经历和后来在武汉进行工长实习中不畏42°的高温酷暑时，先生那一副不屑的神气。因为受到了打击不服气，使我永远记得他那句我当时不能理解的话。他说：“你们觉得自己挺棒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真吃过苦。工作条件的好坏并不能注定事情的成败，在艰难的条件下能把事情做得真好才算你有本事。不怕苦能做事的人才会有苦有乐，也才能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当时说得我迷迷惚惚很扫兴的这番话此时此刻忽然又回到我的耳边，我明白了，但心里好难过。
　　日军的炸弹、衣食无着的生活，没有什么威胁能阻止他们。在油灯下，建筑界的智者先师们在李庄成就着震动世界的学术活动。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代人中的强者。当今建筑师们正着力于改进厨房、卫生间的现代化设施提高舒适度，但至今闻名于世的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在李庄共用的只是一处户外厕所。我的老师――和蔼的莫宗江先生在李庄那些年一直睡在简陋的食堂里。他们生活的困难真是难以想象，连包肉包菜的纸也要用作信纸。工作条件更是今天的年轻学人难以理解和适应的。没有经纬仪，测绘只能靠手执尺子贴近去量．没有梯子，为了准确测绘25m高的“旋螺殿”，罗哲文先生一再练习后靠攀一根绳子上大梁，靠攀一根竹竿上屋顶。他们不停地勘察、测绘、整理、研究、著书立说、自己编著、自己抄印．工作一刻未停．详尽、严谨。即或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难以攀登的崖壁上的遗存也没有漏过他们的眼、尺、笔。面对师辈们的历程，实在羞愧。
　　常听到一种说法：“别总提旧社会老人艰苦从业的事，那时国家穷，人也穷，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家人也活着，不拼命干不行现在日子好过了，该活得自在些，不必太劳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生活舒适度，无可非议。然而对于自己，作为建筑师，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当舒适和工作需要有矛盾时，怎样左右自己”。实际上，这个矛盾每天都站在我们的面前，只是许多人都不去正视它。走进月亮田小院，面对师辈的苦难生活和伟大成就时，这个巨大的问号就悬在眼前，无法回避。1940年开始，粱思成先生是耶鲁大学特聘教授，当时美国其他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以及众多朋友都一再邀请他去访问讲学，而他的回答是：“我的祖国正处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对我们眼前的那个大问号，梁先生给出了最严格的答案。在充满竞争的今天，建筑师面前的路并不平坦。在建设与破坏共生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从师辈的奋斗历程中理解发展和责任。我们该学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精神。
　　路是人走出来的，拙徒将顽强地步师辈之后尘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