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君山摩崖石刻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桐君山因相传为中药鼻祖桐君老人结庐炼丹之地而得名，山上留存有多处历代摩崖石刻，内容涵盖题记、诗词、题名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书法艺术价值，这些石刻记录了不同时期文人墨客登临游览的足迹，是研究桐庐地方历史、人文风貌及古代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桐庐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桐庐摩崖石刻，省级文保单位

富春江与分水江在桐庐城畔交汇，两水相拥之间，一座高约六十米的奇峰拔地而起，形似碧螺，美若翠玉，梁启超赞其为"峨眉一角"，康有为更誉之"峨眉诸峰不及此奇"，这便是桐庐的文化地标——桐君山，而在这座山的悬崖绝壁之上，镌刻着跨越千年的文字与图像，它们是桐庐摩崖石刻中最璀璨的明珠,也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中不可忽视的瑰宝。

桐君山摩崖石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大历年间，在桐君山东麓滨水处，距离水面约八至十米的高度上，一方唐代篆书摩崖静静伫立于巉岩之间，摩崖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唐篆题名正文，字心横五十厘米、纵八十厘米，文曰"殿中侍御史崔頩、桐庐县令独孤勉、尉李税、前尉崔泌、崔浚、崔溆、崔沅，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崔浚篆"；下部则为唐宋人题跋三幅，左侧"皇祐庚寅夏，苏才翁来观"，右侧"周宽之治平初，秋九月游"，中间另有独孤勉等人的十月题名，这方摩崖因镌于临江绝壁，藤蔓覆盖，无山路可通，非舟楫不能抵达，故千余年来鲜有人问津,晚清以前的桐庐地方文献中竟无任何记载。

这批石刻的发现，要归功于晚清桐庐名士袁世经，袁世经，字艺圃，号雪蕉，又号石屋山人，乃晚清名臣袁昶的伯父，此人嗜酒好奇，工画善书，为人放旷，咸丰二年（1852年），他偶然间扳藤攀登，隐约看到崖壁上有字迹，遂剔除苔藓，无意间发现了这方唐代篆书摩崖，一时欣喜若狂，却苦于无法立木搭架攀崖拓印，他独自冒险登梯，终于取得拓片，并将其著录于《桐溪耆隐集》中，袁世经还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古风《桐君山下大历题名诗一首》，记叙了摩崖所在的险峻地理位置和他发现并冒险拓印的经过，诗中以"虫蛇棼缊芒稻垂，纵横行列辨星斗"等大量比喻，对唐篆的体势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还考证了崔溆、崔泌的相关记载，提出县令独孤勉、县尉李税等姓名应当补充入《桐庐县志·官师表》,凭此奠定了他研究桐君山唐篆第一人的地位。

袁世经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桐君山唐篆一直无人问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石界"碑帖大王"陈锡钧偶然在《桐溪耆隐集》中看到相关记载，百里迢迢只身来访，他几经转折找到了摩崖，却同样碰到了无法攀崖拓印的难题，后在桐庐县长的帮助下，组织了一队熟悉地势的当地人攀爬拓印，其时陈锡钧已年过半百，他担心乡民胡拍乱拓，不顾县长再三劝阻，执意亲自冒险攀崖，八至十米的高空，下临大江，上下只容得一人，又无安全设施，当他千辛万苦取得拓片下来时，不慎滑落，差点掉入江中，县长慌忙叫人相救，陈锡钧生怕拓片浸湿，竟高举着大呼先救拓片，大有南宋赵子固落水救定武兰亭、高喊"兰亭在此，余不足惜也"的遗风，金石学家余绍宋先生为此撰《桐君山题名摩崖跋》专文考证记录，陈锡钧曾题跋称："唐周宽之（实为宋人）、独孤勉、崔浚、程济等题名与宋苏才翁一纸同拓最为罕见，此同拓本最为宝贵。"可见此摩崖在金石界的崇高地位。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者的不断探访，桐君山摩崖石刻的数量持续增加，最初袁世经所录为两方唐刻和两方宋刻，即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崔䪻等题名"、大历八年十月"独孤勉等题名"、皇祐二年（1050年）"苏舜元题名"和治平元年（1064年）"周宽之题名"，1991年版《桐庐县志》增录了景祐四年（1037年）八月"仲熙等题名"，使数量增至两方唐刻和三方宋刻，2017年吴宏伟出版的《桐庐石刻碑志精粹》又增录了贞元十六年（800年）七月"刘文会等题名"，文曰"县令刘文会、主簿李青霞、进士张季昌，贞元十六年七月二日"，至此,桐君山的唐宋摩崖扩增至三方唐刻和三方宋刻。

而真正令学界振奋的突破，来自2023年5月28日的一次实地探访，学者携带专业装备岩降到桐君山东南麓临江悬崖下方，在亲眼见到已知摩崖之后，又沿着富春江岸边细细搜索，竟与另外两方唐刻和一方宋刻不期而遇，唐刻补遗之一为"县令刘文会"五字楷书题名，笔法劲直，无纪年，因"刘文会"已出现在"刘文会等题名"之中，可断定为同一人的再次题名，唐刻补遗之二为"张季昌/刘存方"六字楷书题名，书刻比较粗糙，恐非专业刻工所镌，同样因"张季昌"已见于前述题名而可断定为再次题名，宋刻补遗则为庆历八年（1048年）"程迪等题名"，因崖石崩落字龛已残缺，但"庆历"二字仍可确定，武夷陈□□"五字稍小，未知是该刻的一部分还是后来者加刻；程迪为衢州开化人，庆历二年进士，仕至尚书都官郎中，可与乾隆《桐庐县志》相互印证；戴湘负责茶盐管理，或在桐君山左的"巡茶盐厅"办公；陈倩时任桐庐县尉兼主簿，可补志缺，至此，桐君山的唐宋摩崖数量最终扩增到五方唐刻和四方宋刻,极大地丰富了此处摩崖的历史内涵。

桐君山摩崖石刻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其数量的丰富，更在于其书法艺术的卓越价值，唐代崔浚的篆书题名，被誉为"希世之珍"，袁世经在《石屋山人集》中评价"其篆法极似尹元凯、瞿令问，确是唐篆也"，同时又对李阳冰篆书风格是否为其首创提出质疑，认为崔浚篆书与李阳冰一脉相承，是否为李阳冰亲传弟子"值得怀疑"，这种学术争鸣本身就说明了这方摩崖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坐标意义，浙江地区的唐代摩崖，哪怕只是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贵，而桐君山竟拥有五方唐刻,实为浙江金石宝库中的重镇。

除桐君山外，桐庐全县的摩崖石刻同样蔚为大观，在桐庐县百江镇松村，有南宋"泗洲菩萨"摩崖石刻造像一组，高约一百二十厘米、宽约一百厘米，画面白描线刻，泗洲菩萨端坐莲花台上，两侍者分侍两侧，左侍手持锡杖，右侍手捧净瓶，右上角刻七级浮屠塔，题记载："当村徐庆安同妻陈二娘施财，建立泗州菩萨一堂，长生供养……淳熙戊申七月十八日，庆安立，石匠徐赵盈。"这组造像刻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从中可以领略南宋人物画的时代风格特征，读出南宋院体画的深远影响力，从南宋院体到明代浙派，再到如今"新浙派"的崛起，浙江美术的繁荣流绪,其总源正在于此。

在桐庐县城北十公里的桐君乡高山北麓，还有阆仙洞石刻，阆仙洞位于面积约五平方公里的天然石海之中，古人赞其"阆苑山水为一邑之冠"，洞内及洞口石壁上保留有宋、元、明三代摩崖石刻十四处，包括北宋黄裳的相关题记以及"龙泉""漱石""清泠""三十七洞天"等大字摩崖，黄裳于北宋治平年间在此筑庐攻读十余年，后考取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其《阆仙洞十题》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学与历史记录，元代散曲家张久可、明代御史吴绅等亦有游历题咏,阆仙洞石刻于2000年12月被公布为桐庐县文物保护单位。

桐庐还有明代吴绅"古桐江山"摩崖石刻、元代俞颐轩"潇洒桐庐郡"题诗摩崖石刻、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桐庐县令吴绅阆仙洞题记摩崖石刻等，分布于全县各地，据统计，桐庐留下唐宋以来摩崖石刻十三处，碑碣二十余方，内容涵盖游记、记事、题诗、造像等多种类型，既是研究桐庐历史文化的最原始资料,又是历朝历代极具价值的书法艺术珍品。

桐庐自三国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建县，已有近一千八百年的建县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石刻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积淀中最有含金量的结晶之一，桐君山摩崖石刻作为其中的核心代表，以其跨越唐、宋、元、明、清的时间纵深，以其篆、楷、行等多种书体的艺术呈现，以其官师题名、文人题咏、宗教造像等多元内容的历史记录，构筑起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桐庐文化史。

桐君山摩崖石刻已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严格的保护与管理，这些石刻大多位于悬崖绝壁之上，自然风化与人为因素的威胁始终存在，如何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并珍视这些千年瑰宝，是摆在文物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所幸，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爱好者投身于桐庐石刻的调查、拓印与研究之中，从袁世经到陈锡钧，从吴宏伟到清兄，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这些沉睡在崖壁上的文字重新焕发生机。

富春江水依旧东流，桐君山上草木葱茏，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与诗句，穿越了一千二百多年的风雨，依然清晰可辨，它们不仅是桐庐的文化名片，更是中华文明在江南山水间留下的不朽印记，每一方摩崖，都是一段历史的凝固；每一个字迹，都是一声跨越时空的回响，桐君山摩崖石刻，值得我们用最虔诚的目光去注视,用最深沉的敬意去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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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君山摩崖石刻位于桐庐县，它作为桐庐摩崖石刻的重要代表,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这些摩崖石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文字或苍劲有力，或飘逸灵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人文精神等，它们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历经风雨洗礼，依旧屹立在桐君山上，许多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足迹，这些石刻也成为了他们与这片土地对话的独特方式，桐君山摩崖石刻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人们在欣赏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能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它是桐庐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