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近代体育史石刻，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题记镌刻于摩崖之上，记录了浙江体育会的相关历史信息，反映了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为珍贵的实物史料，它不仅见证了浙江地区近代体育组织的兴起与活动，也为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其石刻形式独特，兼具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是浙江省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近代体育史重要石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山苍苍，石刻灼灼，在杭州云居山巅东侧，一方高约四米、宽约十余米的崖壁之上，镌刻着一组跨越百年的文字，这便是我国唯一与体育有关的摩崖石刻——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它不仅是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从萌芽到勃兴的珍贵见证，承载着一段以体育为刃、以热血为墨的峥嵘岁月。

崖壁之上的历史回响

这处摩崖题记刻于中华民国元年，即1912年，彼时辛亥革命的硝烟刚刚散去，百废待兴之际，一群心怀家国的志士仁人，在秋瑾殉难五周年之际齐聚杭州，举行纪念大会，决定重建秋瑾当年创办的体育会，会议之后，众人提议选一处山崖刻石留念，以志不忘，圣水寺僧人大休慷慨捐出山地，名绅王湘泉亦赠山岩供摩崖之用,于是便有了这方弥足珍贵的石刻。

崖壁之上，题记共分三组，错落有致，各具风骨，第一组位于岩壁左侧，上刻"云山万古"四个行书大字，字径高0.45米、宽0.35米，笔力遒劲，气吞山河，旁有题记："中华元年，浙江体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捐山地，王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颂清书。"第二组位于岩壁中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上述题记正文，下部则书"逸趣"二字，行书，字径高0.50米、宽0.50米，落款为"中华四年（1915年），学琴撰，大休朱以德书并识"，第三组位于岩壁右侧，楷书"贞固"二字，字径高0.53米、宽0.40米，由仙居王荦题写，三组题刻如同一个四方的小篮子,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稳稳托住。

1979年，这处摩崖曾一度被杂草蔓枝覆盖淹没，后被重新发现，198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杭州市园文局在摩崖处建造了保护亭，钢砼结构，穿斗式梁架，前设两圆柱承屋盖之重，后梁直接借架山崖，亭内近摩崖处设水泥护栏，瓶式栏杆，庄重而坚固,为这方石刻撑起了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

秋瑾：体育精神的先驱与倡导者

要读懂这方摩崖，必须先读懂秋瑾，这位自号"鉴湖女侠"的巾帼英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更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倡导者和急先锋。

秋瑾（1875—1907），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官宦之家，幼年随兄读书，好文史，能诗词，会骑马击剑，1904年，她冲破封建枷锁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国语讲习所、实践女学校，广交志士仁人，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在日期间，她勤学骑马射箭、制造炸药、翻译密码、战地救护，从东京古董商店买来一柄短刀,以示革命之志。

1907年，秋瑾从上海回到家乡，接替陶成章、徐锡麟任大通学堂督办，这所学堂是光复会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据点，也是组织群众的革命堡垒，秋瑾到任后，首开体育专修科，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发起女子体育会，试图以体育强民、以尚武救国，她曾想在仓桥街筹办"体育会"，招女生组"女国民军"，虽未成功,却为后来浙江体育会的诞生埋下了火种。

同年，秋瑾与徐锡麟约定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事泄后，徐锡麟在安庆被捕遇害，秋瑾亦在绍兴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二岁，她留下的绝命词"秋雨秋风愁煞人"，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正是为了缅怀这位以身许国的女侠，光复会的后继者们才在她殉难五周年之际重建体育会,并在云居山上刻石铭记。

吕公望与叶颂清：从革命战场到体育疆场

摩崖题记的核心人物，当属吕公望与叶颂清，二人皆为光复会成员，从革命的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将满腔热血倾注于体育事业。

吕公望（1879—1954），浙江永康人，字戴之，1905年来到杭州，通过同乡结识秋瑾、徐锡麟并加入光复会，1907年秋瑾就义后，他赴保定陆军军官速成学堂读书，毕业后回浙江重组光复会，辛亥革命时，他参与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任"攻宁支队"参谋长，1912年后历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第六师师长、嘉湖镇守使，护国战争时在浙江宣布独立，起兵讨袁，1916年被推为浙江督军兼省长，此后辗转广东、天津，北伐时任江北宣抚使，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救灾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委员，他题写的"云山万古"四字，既是对秋瑾的缅怀,也是对体育精神永存的期许。

叶颂清（1879—1936），字子波，浙江宁海人，1902年投考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后在浙江新军中任职，1906年被秋瑾发展为光复会成员，秘密组织光复军，1907年受秋瑾派遣，率三十二人敢死队潜入杭州准备配合起义，起义失败后在联络员帮助下脱险，杭州光复后，他率部参加攻克金陵之战，1912年返杭，授陆军中将衔，任浙军第六师师长，他书写的题记正文，行书工整,一笔一画皆是对先烈的敬意。

沈钧儒与王荦：体育教育的奠基人

浙江体育会的成立,离不开沈钧儒与王荦的鼎力推动。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在浙江体育会中，他担任董事长,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与社会支撑。

王荦（1867—1937），原名洪杰，字卓夫，浙江仙居人，清末秀才，后赴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求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来杭州从事策反工作，1912年创办《新浙江潮》并任主笔，同年9月，他与沈钧儒、吕公望等创办浙江省最早的体育专科学校——浙江体育学校，任教务长兼国文教员，次年任校长，先后主校十余年，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1921年当选浙江省第三届议会议员、浙江省体育会会长，他题写的"贞固"二字，取自《易·乾》文言"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意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体育人的信念。

从体育会到全国运动会：百年体育薪火相传

浙江体育会成立后，"体育"的概念在社会上迅速普及，翻开了杭州公共体育事业的新篇章，1915年10月17日，浙江体育会和教育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联合会操，地点在杭州高级中学，竞技项目多达二十多种，1916年11月，浙江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在梅东高桥大营盘操场举行，全省46所中学276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涵盖赛跑、跳高、撑竿跳高、跳远、铁杠、拳术、蹴球等，团体操有营教练、连教练、排教练、普通体操、舞蹈五种，规模之大为清末民国初年之最，时任省长的吕公望亲自担任大会会长,足见当局对体育的重视。

更为辉煌的是，浙江体育会推动了1930年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办，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首次以政府名义组织的运动会，第一次设置女子正式竞赛项目，那一届运动会最闪耀的明星是"飞人"刘长春，他夺得男子100米、200米、400米三个冠军，并在两年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从云居山上的一方摩崖，到刘长春在奥运赛场上的飞奔,中国体育走过了一条从觉醒到腾飞的壮阔道路。

大休与朱以德：方外之人的家国情怀

摩崖题记的背后，还有两位方外之人的身影，圣水寺僧人大休（1870—1932），清末民国时期临济宗高僧，先后住持杭州圣水寺、苏州包山禅寺、寒山寺等江南名刹，兼通琴诗书画，当时江南寺院都以张挂其巨幅画作为荣，1928年至1930年，他完成了驰誉画坛的"百怪图"，李根源、张一麟、金松岑、吴湖帆等名家鉴赏后皆留题跋，1932年冬，大休在苏州圆寂，肉身坐化石塔葬于木渎，后与摩崖石刻一起被炸毁，舍利不知去向，他捐出山地供摩崖之用，以出世之身行入世之事,令人感佩。

朱以德（1886—1942），谱名圣智，浙江临海人，南京金陵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随军光复金陵，后在浙江省公署务事，1918年随援粤闽浙军驻厦门，1942年参加"金兰会战"抗击日军，在兰溪县城沦陷时遭日军刺杀阵亡，年仅56岁，他喜学王羲之书法，尤好写竹兰和篆刻，著有《兰竹斋印谱》二卷，他书写的"逸趣"二字，超逸不俗,为摩崖增添了一抹文人雅韵。

云居山上的文脉赓续

摩崖所在的云居山，本身便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唐代道膺禅师在此结庐筑庵，取名"云居"；宋代佛印禅师重建云居庵；元代中峰禅师建圣水寺；明代并圣水寺于云居庵，称"云居圣水禅寺"；清代又几次重建，今已不存，这方摩崖题记，便是在这片千年佛地上,刻下了近代体育的崭新篇章。

这处摩崖位于浙江革命历史纪念碑东北侧，紧邻吴山，是吴山文化徒步的重要打卡点之一，保护亭内，五款摩崖题记静静伫立，瓶式栏杆守护着百年风雨，当你驻足崖下，既能欣赏民国行书的遒劲、楷书的端庄，也能触摸那段以体育强国、以热血铸魂的峥嵘岁月。

从秋瑾的以身许国，到吕公望的"云山万古"；从沈钧儒的教育理想，到王荦的十年树人；从大休的慷慨捐地，到刘长春的奥运飞奔——这方摩崖题记，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上的文字，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它告诉我们：体育从来不只是竞技，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民族觉醒的力量，百年已逝，精神永存，云山万古,体育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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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是近代体育史的重要石刻，现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承载着特定时期的体育发展印记，其文字记录了当时浙江体育会的相关活动与理念，为研究近代体育在浙江地区的兴起、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这处摩崖题记，能直观感受到那个时代体育事业的推进轨迹，对于了解近代体育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吸引着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前来探寻其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