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创建于1924年，由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南下上海创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其旧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现存多栋早期建筑，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建筑风格，这些建筑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普陀区重要的历史遗存，也是上海近代教育史的实物见证，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与研究意义。

大夏大学旧址（华东师大早期建筑）：近代教育建筑，普陀历史遗存

在上海普陀区中山北路3663号,一片占地18.6万平方米的建筑群静静伫立于岁月深处，红砖清水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爱奥尼亚式立柱撑起两层通高的门廊，歇山顶青平瓦在风中诉说着近百年的沧桑，这里是大夏大学旧址，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所在，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它不仅是普陀区珍贵的历史遗存，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建筑的杰出典范，承载着"教育救国"的精神火种，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烽火中弦歌不辍的壮丽篇章。

从厦门到上海：一所大学的诞生与迁徙

1924年春夏之交,福建厦门大学爆发学潮，三百余名师生因争取民主办校而愤然离校，北上上海筹建新校，这批怀揣理想的知识分子，在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教授的带领下，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为大夏大学，同盟会元老王伯群慷慨捐资，以银币两万元作为开办费用，并出任董事长，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化学家马君武被聘为首任校长，自此，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在上海滩拔地而起，开启了它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

建校初期,大夏大学租用宜昌路弄堂房作为教室，条件极为简陋，1925年，学校在胶州路购地自建校舍，但随着声誉日隆、学生激增至千人以上，原有校舍已不堪重负，1929年3月，王伯群校长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两百余亩，募集巨资兴建新校园，1930年1月5日，新校区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全体师生出席，场面空前，同年8月，大讲堂"群贤堂"落成；9月，首批建筑竣工，大夏大学正式迁入，这片校园，便是今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的核心所在。

群贤堂：钢骨水泥铸就的教育殿堂

群贤堂是大夏大学旧址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也是校园里最古典的存在，这座三层钢骨水泥混合框架结构的建筑，长约61米，宽约21米，建筑面积达3643平方米，入口门廊通高两层，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巍然耸立，方形门窗、壁柱装饰、栏杆式女儿墙，处处彰显着庄重典雅的西式建筑美学，堂内设有大小教室及办公室32间，最大的教室可容纳190人，整座建筑可同时供2000名学生上课。

群贤堂的命名寓意深远——"师生合作"群策群力办学，荟集群贤共襄盛举，1930年5月，大讲堂正式定名为"群贤堂"，基石内还置有铜箱，内贮王伯群题写的"树人之基"四字，这座宏伟建筑未能逃脱战火的摧残，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轰炸校园，群贤堂屋顶东北角被炸出三个大洞，堂前四根爱奥尼亚式立柱外侧两根被毁，仅余内侧两根勉力支撑，1937年9月，大夏大学西迁，群贤堂一度被日军侵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甚至被用作关押欧美侨民的集中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仍关押着570余名英荷侨民。

20世纪9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群贤堂进行保护性修缮，2004年，群贤堂被列为普陀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2010年恢复旧名，学校根据档案资料在原位置复原了王伯群校长题写的"群贤堂"匾额，群贤堂前的四块小草坪已合并为一整块大草坪，而那四根立柱的形象，更成为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标识的灵感来源，深深镌刻在一代代师大学子的记忆之中。

思群堂：一座礼堂里的家国情怀

如果说群贤堂是大夏大学的学术心脏,那么思群堂便是它的精神丰碑，这座建于1946年的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646平方米，清水红砖外墙，主入口四根多立克柱支撑着三角山花，拱形窗洞与辐射性图案相映成趣，简洁而不失庄严，思群堂是为纪念学校创始人兼校长王伯群而命名——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积劳成疾在重庆病逝，终年59岁，欧元怀得知噩耗后毅然辞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之职，回到大夏大学接任校长。

思群堂落成后,著名书法家、大夏大学校友马公愚亲笔题写了《思群堂记》碑，碑文写道："大夏师生于聚首庆叙之余，感悼先生不已，乃建一堂，颜曰思群，庶登斯堂者，瞻其轮奂恢祟，如见先生之风范焉。"这块碑历经六十余载风云变幻，一度损坏不知所终，直至2012年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在整理修补馆藏碑帖时才发现拓片，2013年6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重镌思群堂记碑并安置于思群堂内，让这段师生情谊得以永续传承。

思群堂现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并于2021年完成保护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在保护重点部位的基础上，恢复了建筑历史风貌和外立面装饰特色，提升了消防系统和使用性能，让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礼堂焕发新生。

三馆与办公楼：中西合璧的建筑交响

在中北校区中轴线西端,物理馆、地理馆和生物馆呈"H"型排列，两翼拱卫主楼，气势恢弘，这组三层（中心四层）混合结构建筑采用歇山顶青平瓦，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受到西方建筑风格影响，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333教室是三馆中最大的阶梯教室，在七八十年代文科大楼建成前，学校政教系几乎所有大课和大型活动都在此进行，2013年，三馆启动建成59年来首次大修，以"整旧如故"为原则，力求在施工和材料选择上符合原貌。

办公楼群同样值得瞩目,东、西楼始建于1934年，采用红砖清水墙、灰色机平瓦坡屋面，钢制门窗，呈现简化的西式建筑风格，1946年大夏大学回迁上海后，东楼改为化学馆，西楼改为土木馆，中楼则因抗战期间被炸毁，于1951年重建，外窗改用杉木制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对办公楼实施修缮，严格按照原有砌法修补风化砖墙，复原落水管形式，甚至保留了东楼走廊上的钢窗和西楼楼梯间的老吊灯等原始物件，2017年竣工验收后，这座80余年历史的建筑在保持原貌的同时，内部焕然一新。

烽火九年：西南大地上的教育传奇

大夏大学旧址的意义,远不止于建筑本身，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大夏大学辗转内迁至庐山、贵阳、赤水，在西南大地坚持办学近九年，1937年11月，以大夏大学为主体的第二联合大学抵达贵阳，借讲武堂为临时校舍，王伯群出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学校开设文、理、教育、商、法等多个院系，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王伯群对品学兼优的贫寒黔籍学生慷慨资助，仅1939年下学期就有40名黔籍学生获全额免费、36名获半额免费。

大夏大学迁入贵州前,当地仅有7所中学，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九年间，大夏大学不仅保存了高等教育文脉，更深刻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普及与民族认同，两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和傅启学均出自大夏，欧元怀上任后即着手改革贵州教育体系，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贵州，成为当地建设的中坚力量，1944年日军进犯黔南，王伯群决定再迁赤水，赤水县长周世万号召社会各界赞助，助学校渡过难关，从迁赤水时的863名学生，到1946年回迁上海前的1797人，大夏大学在战火中逆势成长。

2024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与赤水市政府在大夏大学办学旧址文昌宫共建大夏大学历史陈列馆，总面积约550平方米，全方位展示大夏大学27年的办学历程，让这段"教育救国"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继续燃烧。

从大夏到华东师大：文脉赓续的百年接力

1951年10月16日,以大夏大学原址为校址，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国文系、外文系、历史社会系、数理系、化学系、教育系等并入华东师大，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会计专修科并入上海财经大学，大夏附中与光华附中合并为华东师大附中，至此，大夏大学的血脉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肌体中延续流淌。

2009年,大夏大学大礼堂和办公楼被合并公布为"大夏大学旧址"；2011年被公布为普陀区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思群堂及办公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2021年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这些荣誉，是对这片近代教育建筑群历史价值的最高肯定。

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大夏大学旧址不仅是普陀区不可替代的历史遗存，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建筑的瑰宝，从群贤堂的爱奥尼亚立柱到思群堂的多立克柱式，从三馆的歇山顶到办公楼的红砖清水墙，每一处细节都凝结着那个时代的建筑智慧与教育理想，它们见证了一所大学从诞生到西迁、从战火到重生的全部历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坚守文脉、以教育救国的不屈精神，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在无声地诉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力量。

承汉唐雄浑气韵，守世代匠人初心，汉匠古建作为深耕古建全产业链的综合型企业，将规划、设计、营造、修缮与装饰装修融于一脉，让每一块砖石都承载跨越千年的文明温度。从巍峨宫阙到江南园亭，从繁复雕饰到素朴砖瓦，汉匠人以指尖技艺接续历史脉络，以极致标准守护传统根脉，在现代生活里重焕东方建筑美学的恒久生命力。

大夏大学旧址位于普陀区,是华东师大早期建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它作为近代教育建筑，见证了那个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变迁，大夏大学由王伯群等人创办于1924年，其创立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旧址的建筑风格独特，融合了多种元素，这里曾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和莘莘学子，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斐然，它不仅是教育发展的实物见证，更是普陀历史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址依然屹立，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后人得以从中探寻近代教育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