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竹溪碑廊坐落于草堰镇文化站内，是一处集中收藏与展示宋代至清代墓志及疆界碑的重要文化场所，碑廊内保存有多块历史悠久的石刻碑刻，涵盖墓志与疆界碑两大类别，时间跨度从宋代延续至清代，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与文物保护意义，这些碑刻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行政区划及土地疆界等重要信息，为研究地方历史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竹溪碑廊作为草堰镇重要的文化遗产展示点，对传承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发挥着积极作用。

草堰镇文化站内，宋代至清代墓志疆界碑

去年深秋，我受邀前往盐城大丰草堰镇做田野调查，车子沿着范公堤一路向东，两旁是大片收割后的稻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稻草混合的气息，到了草堰镇文化站，推开那扇有些年头的木门，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了好一会儿——一条不算宽敞的廊道里，整整齐齐地立着数十通石碑，有的字迹清晰可辨，有的已经被岁月磨得模糊，但每一通都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历史分量，这就是竹溪碑廊，一个藏在乡镇文化站里的"露天博物馆"。

说起来，很多人对大丰的印象停留在麋鹿和滩涂，却不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怎样深厚的人文积淀，草堰镇地处大丰中部偏南，历史上因盐业兴盛而繁华一时，宋代以降，这里是两淮盐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灶户、盐商、官员往来频繁，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而这些记录,相当一部分就刻在了石头上。

竹溪碑廊的得名，据说与当地一条名为竹溪的小河有关，这条小河早已在历史变迁中改道甚至消失，但它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成了这处碑刻收藏地的标识，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碑刻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周边村落、田野、河道中征集而来的，当时农村搞建设，不少石碑被当作建筑材料砌进了墙基、铺在了路上，幸亏有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才把它们抢救了出来,集中安置在这里。

我在碑廊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逐通细看，最早的一批可以追溯到北宋，最晚的则到了清中后期，时间跨度将近八百年，碑刻的种类也颇为丰富，有墓志铭、有疆界碑、有功德碑、还有少量的契约碑和告示碑，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墓志和疆界碑。

先说墓志，在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墓志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献载体，它不仅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还往往涉及当时的社会制度、家族关系、经济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信息，竹溪碑廊里收藏的宋代墓志，数量虽然不算多,但每一通都值得细读。

有一通北宋中期的墓志，墓主人是一位姓陈的盐场小吏，碑文不长，大约三百来字，但写得相当规矩，开头照例是"公讳某某，字某某，世居某某"之类的套话，接着叙述其生平——先是读书，后来因为家境不好，没有走科举的路子，转而在盐场谋了个差事，碑文里提到他"性谨厚，处事公允"，在任上"未尝有过"，最后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这种小人物的墓志，在正史里是找不到的，但恰恰是它们,构成了历史的底色。

还有一通南宋的墓志，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因为传统社会里，女性的墓志铭往往写得比较简略，甚至有些只是附在丈夫的墓志后面提一句，但这通碑文却写得颇为详细，不仅记录了她的嫁娶、生育，还提到她"善治家，能勤俭"，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子女成人，从碑文的措辞来看，撰写者对这位女性是怀有敬意的，这让我想到，即便在礼教森严的时代，民间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并非单一的"三从四德",勤劳持家同样被视为美德。

到了明代，墓志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碑文变得更长，辞藻也更华丽，有时候还会引用经典来装点门面，竹溪碑廊里有一通明代中期的墓志，墓主人是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士绅，碑文里大段大段地引用《论语》《孟子》的句子，读起来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但从中也能看出当时读书人的趣味和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这通墓志里提到了墓主人曾经参与过一次地方上的水利修缮工程，这与草堰镇所在地区的水利历史是吻合的，范公堤的修筑和维护，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地方上的大事，能参与其中的人,在当地多少有些声望。

清代的墓志数量最多，这也不奇怪——清代距离我们最近，保存下来的东西自然多一些，清代的墓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内容，比如有一通清早期的墓志，墓主人是个商人，碑文里居然提到了他做生意的具体品类——主要是贩卖食盐和布匹，还有一通清中期的墓志，提到墓主人"晚年好佛，日诵经卷"，这种个人信仰的记录,在以前的墓志里是比较少见的。

说完墓志，再来看疆界碑，这类碑刻在竹溪碑廊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从宋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疆界碑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标定土地、田产、河道的归属范围,但它的历史价值却一点也不简单。

在古代，土地纠纷是最常见的民事争端之一，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由于潮汐、泥沙淤积等自然因素，土地的边界经常发生变化，今天这块地还在水这边，明天可能就被泥沙推到了水那边，在这种情况下，一块刻着明确界址的石碑,就是最有力的凭证。

竹溪碑廊里有一通宋代的疆界碑，碑面已经有些风化，但关键的几个字还能认出来，碑文大意是说，这块地是某某家的祖产，东至某河，西至某路，南至某沟，北至某堤，四至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特别注明"永为定界，不得侵越"，这种措辞在后来的疆界碑里反复出现,几乎成了固定格式。

明代的疆界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开始出现"官民合立"的情况，也就是说，不光是民间自己立碑定界，有时候地方官员也会参与进来，在碑上署名作证，这说明明代的基层治理比宋代更加深入，官府对土地纠纷的介入程度也更高，竹溪碑廊里有一通明代的疆界碑，上面除了四至之外，还刻着当时草堰场盐课司一位官员的名字，这位官员的名字在其他文献里很难找到，但通过这块碑,我们至少知道了他曾经在这里任职。

清代的疆界碑则更加细致，有一通清乾隆年间的碑，不仅标明了四至，还附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用线条画出了地块的大致形状，虽然画得很粗糙，但在没有现代测绘技术的年代，这种做法已经相当难得了，还有一通清嘉庆年间的碑，涉及的是两个村落之间的河道归属问题，碑文里详细记录了争议的起因、调解的过程和最终的裁定结果,简直就是一份微型的司法档案。

在碑廊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我越看越觉得这些石碑不仅仅是文物，更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地方史，它们记录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田产纠纷，正是这些琐碎的、日常的记录,让我们能够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部分石碑的保存状况并不理想，有几通碑的底部已经出现了裂缝，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还有一些碑的表面长了青苔和地衣，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保护"，但长期下去会加速石材的风化，文化站的条件有限，经费也紧张，要对这么多石碑进行系统性的保护和修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跟文化站的负责人聊了很久，他说这些年也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来看过，拍了照片，做了拓片，但真正能落到实处的保护措施还不多，他最担心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草堰镇的面貌在不断变化，这些石碑将来会不会被遗忘？会不会有一天,连这个碑廊都保不住？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他，但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大丰，在草堰镇，在一个不起眼的乡镇文化站里，有这么一处碑廊，收藏着从宋代到清代的墓志和疆界碑，它们不是什么国宝级的重器,但它们是这片土地的记忆。

离开草堰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子驶上范公堤，远处是大片的黑暗，只有偶尔几点灯火，我想起碑廊里那些沉默的石头，它们在那里站了几百年，还会继续站下去吗？我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一刻，我把它们写进了文字里，文字或许也会消失,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一些。

回来之后，我整理了这次调查的笔记和拓片，打算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不是为了发表什么论文，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通碑的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段故事，它们不应该只是躺在角落里积灰，而应该被看见、被理解、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我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研究者,能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了。